01中国公益受到了资本力量的强力塑造

近年来，一股日渐强大、日益专横的思潮逐渐泛起。

它站在商业立场，质疑公益的有效性、可持续性，否定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，否定人有利他的可能性，宣称公益不但要学习商业的运作技巧，还要放弃自己的基本价值，转而接受商业的基本价值，在“道”与“术”两个层面，商业都应该主宰公益，一句话，商业应该凌驾于公益之上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公益发展的初期，公益的“对手”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政府”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，第二个“对手”出现了，这就是“资本”。但是，人们对资本缺乏警惕，一是由于不熟悉，二是因为存在一个熟悉的、也是更大的“对手”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今日中国，资本控制公益的广度、深度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政府。财大气粗的资本，凭借资金优势，通过资助项目，主导公益组织的活动方向和领域；掌握媒体，控制各类论坛，整合研究与出版，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。

时至今日，资本已经在中国公益领域稳定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。

02在融合中保持公益自身的主体性

我们说资本是公益的“对手”，不是说资本参与公益没有正面的效果，也不是说要将资本拒之于公益的门外，而是强调资本是“控制公益”或“剥夺公益自主性”的一个危险的力量。

公益需要资本的参与，资本的参与给公益带来许多积极而深刻的变化。如今融合无所不在，商业与公益的界线日益模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但是，无论是商业，还是公益，都会“利益支配理智，屁股决定脑袋”，都想支配别人，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。

公益想改变商业，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世界。商业也有同样的想法，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。这也是“人之常情”，在所难免。

因此，公益领域应有的态度和策略，不是简单地拒绝资本的参与，也不是期冀资本放弃主宰自己的打算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被其控制的危险，对其不良企图保持警惕，并采取积极行动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。

03公益和资本的力量优势转换始于经济自由化

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，只有连篇累牍的慈善“谴责”商业的言论，从来没有商业“引领”、“取代”慈善的声音。即使进入资本主义时代，利他主义对资本积累的逻辑及其后果的批判，也从未停止，而且愈演愈烈。十九世纪，源于欧洲的工人运动、社会主义运动愈演愈烈，燎原全球。其结果，在“东方”，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阵营；在“西方”，则是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诞生，并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模式。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风向转变，在全球范围内，社会主义进入衰退期，资本主义进入复兴期。在中国，邓小平发起“改革开放”，进而引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“向右转”。在西方，撒切尔、里根领导了新自由主义革命，自由市场与资本势力回潮，混合经济与福利国家受到全面攻击。

始于经济领域的自由化，高歌猛进，攻城略地，扩展到行政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。在公共服务领域，“新公共管理”运动横扫全球，私有化、民营化、市场机制、企业管理模式大行其道。

可以说，抬举企业和商业，贬低公益组织和公益模式，仅仅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。

04公益与商业的两个关系模式

改革开放以来，商业与慈善的积极合作也在广泛发生并且不断深化。大体说来，商业与慈善的合作经历了两个阶段，从“分离—合作模式”演进到“融合模式”。

工业时代，公益归公益，商业归商业，在此基础上，双方取长补短，良性合作，携手回应社会的需求。后工业社会、信息社会的到来，打破了原有的“分离—合作模式”，“融合”成为公益发展的趋势。

公益要素融入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（包括商业）；公益也广泛地吸纳其它领域的要素（包括商业要素），并使自己更加丰富，更加有效，更加强盛。

无论是“分离—合作模式”，还是“融合模式”，公益与商业都是既有合作，又有冲突，因此“公益与商业关系问题”始终存在。

分离—合作模式

在资本主义时代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“基础性制度”。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全面改造政治秩序、社会秩序和价值观。

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，企业是最有效率的，只要企业能做好的事情，就不需要其它组织插手，只有在企业玩不转的地方，其它组织才有存在的必要。也就是说，市场是优先的，政府、非营利组织都是“替补”。这样一来，市场就为慈善“重新定位”，将其设定为自己的“补充”，即将慈善设定为弥补“市场失灵”的产物，从而剥夺了慈善独立存在的根据。

其实，公益先于当下所谓的“商业”，即资本主义商业，没有资本主义市场之前，慈善早已存在了。现代西方经济学区分了“私人物品”和“公共物品”，承认市场只能有效地提供私人物品，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则需要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。

公益与商业分工的主要依据就是市场失灵理论，尤其是，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理论。由此决定了界定公益的两个条件：其一，提供公共物品。这一条件限定了公益的“活动领域”；其二，以非营利方式提供公共物品，即公益组织采取的法人形式为“非营利法人”。

新公共管理理论基于“市场失灵”、“政府失灵”和“志愿失灵”理论，建立了“三部门合作模式”，即政府、企业、非营利组织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谁也不能包打天下，只有三方合作，取长补短，优势互补，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的全部需求。

在“分离—合作模式”中，公益与商业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企业向公益组织捐赠。这种捐赠，或是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，此为“目的性慈善”。企业股东也是人，也有利他性需求，这是企业目的性公益的动力源泉；或是出于利己动机，此为“策略性慈善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企业与公益组织合作可以获得良好的声誉，有利于它更好地实现财务绩效，这是企业策略性慈善的动力源泉。与公益组织合作可以帮助企业维护公共关系、缓解公关危机，塑造企业形象、加深雇员忠诚度、吸引潜在雇员，最终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销售，获得更大的企业利益。而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可以获得组织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，如资金、渠道、人员及其技能等。

融合模式

在“分离—合作”基础上，出现了“融合”趋势，一方面，“商业公益化”，即商业中融入越来越多的公益要素；一方面，公益吸收商业要素以完善自我。

所谓“商业公益化”指商业中融入越来越多的公益要素。目前，可以观察到两种主要的公益商业化“进路”：其一，从企业运营角度“公益化”，表现为捐款捐物；员工志愿服务；设立企业基金会或企业家基金会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；发展共益企业（美国）；发展社会企业（英国）。

其二，从投资角度“公益化”，表现为社会责任投资（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）；项目相关投资（PRI）；使命相关投资（MRI）；公益创投（Venture Philanthropy）；社会影响力投资（Impact Investing）。

目前，在中国公益领域，“公益市场化”已经成为了一个震耳欲聋的“口号”，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“公益商业化”。但是，何谓“公益市场化”或“公益商业化”却是众说纷纭，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起码的“共识”。

本书所理解的“公益市场化”具有四层含义：第一，“去行政化”，即公益摆脱政府的不合理干预；第二，在宏观运行环境中引入竞争机制；第三，公益组织吸纳企业管理方法；第四，公益项目设计与运行中吸纳商业方法。

但是，我所理解的“公益市场化”，并不意味着公益组织放弃利他目的，也不意味着公益组织转为企业。公益毕竟不是商业，社会毕竟不是市场，公民毕竟不是消费者。所以，“公益市场化”不是无限制的，而是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。

公益市场化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有其客观基础。这一客观基础就是公益的“拟市场性”。例如，在公益中，同样存在着类似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关系。公益组织可以被视为“供给方”，公益项目的受益者和捐方可以被视为“需求方”，而交易的“产品”就是公益组织的公益项目。

再如，同样存在自发的竞争机制。公益组织要与其他公益组织展开竞争，即用自己的公益项目与其他公益组织的项目进行竞争，争取捐赠者的认可，以求获得捐赠。

再如，任何参与者都是独立的、平等的。一切交易与合作都是出于自愿的。与企业一样，公益组织不能强制捐赠者给它捐款，捐给谁由捐赠者自己决定。

再如，至少在理论上，公益在政治之外，公益组织独立于政府。公益组织及其行为只受法律约束，除此之外，不受政府的其他干预。

可见，恰当定义的“公益市场化”有其合理性，也有积极的价值，但是不加限制地扩大它的范围就会走向反面。

融合大趋势：公益为主，商业为从

当下的主流是公益意识深入人心，公益要素渗透进所有领域。商业也不例外，深受公益感染。这意味着商业更加注重公平正义，富有利他精神。

与此同时，公益事业持续发展，管理水平提高，追求更高的效率，为此借鉴一些商业的做法。吸纳商业的一些有效的做法，只是意味着公益注重效率，公益更加负责，公益更好了，并不意味着公益丧失了利他精神，转而投入利己的泥沼。

公益与商业的“融合”，是不分主从的融合吗？不是！不是不分主从的，而是有主有从的——公益为主，商业为从。

公益，在“用”的层面吸纳商业的要素，吸纳的是工具性的东西，吸纳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。在“体”的层面，公益没有丝毫妥协，不是越来越“利己”，而是更加坚定、厚实、有效地“利他”。商业，在“体”的层面吸纳公益的要素，在自己的“目的”中加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，吸纳的是价值性的东西，即所谓“以义制利”。

就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言，以利他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，毫不动摇，是为“主”；以利己为目的的商业是附从，越来越趋向利他，是为“从”。

人类向善，这就是公益与商业融合的基本逻辑和大趋势。

来源：人大公益创新研究院公众号（ID：cipsiruc）

作者：康晓光  冯利